股票杠杆在哪里 陈垣学研究的一座里程碑——《张荣芳文集》读后感_文化_先生_中国科学院

文/周永卫（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股票杠杆在哪里，博士生导师）

（编者按：毛泽东主席称陈垣先生是“国宝”。既是“国宝”，当走出北师大，造福全体国民。北京师范大学陈垣基金在陈垣先生诞辰145周年之际，广泛邀请各地教育界名人参与纪念活动，以带动更多的学子了解励耘精神，分享学术瑰宝。）

9卷本480万字的《张荣芳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在中山大学建校100周年之际，由中山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在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我作为作者张荣芳先生的学生，曾追随张先生从事过广东籍史学大家陈垣研究，对《文集》中关于陈垣研究的第5、6两卷，有一些体会，现将自己阅读这两卷《文集》的些许心得，写成文字，与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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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史学大师陈垣逝世后，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界开展了对陈垣生平、学术道路、学术思想、学术地位与影响等问题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两个研究重镇，一是北京师范大学陈垣研究室，一是陈垣嫡孙陈智超。

9卷本《文集》之中，第5、6两卷都属于陈垣研究：第5卷《陈垣传记（三种）》内含3部陈垣传记，分别为《近代之世界学者——陈垣》《（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陈垣》（与曾庆瑛教授合著）、《陈垣》。第6卷《陈垣研究丛稿》收录作者陈垣研究的学术论文29篇。

这3部陈垣传记和29篇论文，把学术界对陈垣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可以说，《文集》的问世，是张荣芳先生陈垣学研究的一座里程碑，是陈垣研究第三镇诞生的一个标志。

又承蒙张老师厚爱，有机会参与《文集》整理工作，与师母黄曼宜女士共同承担《文集》第6卷的整理任务。对张老师研究陈垣的初衷，对他晚年从秦汉史研究向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的转型经历，对他陈垣研究的学术成就，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

《文集》对陈垣的研究，成就斐然，亮点纷呈，特色鲜明。在我看来，张荣芳先生对陈垣研究的贡献，可以用陈垣学的赤诚追随者、励耘精神的积极传承者、岭南文化的忠实守护者三句话来概括和阐述。

一、陈垣学的赤诚追随者

张荣芳先生是陈垣学的赤诚追随者。陈垣祖籍广东新会（今江门市蓬江区），学界往往把陈垣的学术研究称之为“新会之学”或陈垣学。

张老师对陈垣的了解，始于他读南开大学历史系本科时期，在杨志玖讲授元史的课堂上，经常提及“援老”“陈援老”“援庵先生”。

1961年8月，《中国青年》杂志第16期发表陈垣先生《谈谈我的一些读书经验——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应届毕业生谈话纪要》一文，被当时正在南开大学历史系读大三的张老师视为至宝，反复阅读，并剪贴下来，珍藏至今。

大学毕业后，张老师的研究和教学领域主要在先秦史和秦汉史，但陈垣总结的“从目录学入手”“要专门读通一些书”的读书方法，对张老师产生了深刻影响。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老革命家、原广州市委书记、时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的欧初同志，聘请张老师担任广东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2004年，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广东省炎黄文化研究会联合编辑一套《广东历史文化名人丛书》，张老师担任该套丛书的副主编，并自告奋勇，承担其中一本《近代之世界学者陈垣》的撰写任务，正式开始从事陈垣研究。那一年，张老师已经64岁了。

2007年，“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科学家书系编著出版委员会”计划出版一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陈垣》，邀请史学家、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陈垣先生嫡孙陈智超先生执笔，陈智超先生由于工作繁忙，推荐张老师和陈智超夫人曾庆瑛女士合作完成，2008年出版。

2008年，张老师又应“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编辑委员会的邀请，撰写一部普及读物《陈垣》，来介绍这位广东籍史学大师的传奇生平、史学成就、地位和影响。

2006年，张老师正式从中大历史系退休以后，他全身心投入到陈垣研究之中，常常废寝忘食，乐此不疲。广东人民出版社重要品牌“岭南文库”丛书的负责人，获知张老师陈垣研究的突出成就之后，邀请张老师撰写一部《陈垣大传》（暂名），列入“岭南文库”丛书。为了实现陈垣研究的突破与创新，张老师计划按专题来做，分为陈垣与岭南文化的关系、陈垣的宗教史研究、陈垣史源学实习与“新史学”等十几个专题，50万字，并争取在2018年出版。

后来，由于身体原因，50万字《陈垣大传》的出版，未能如愿，这些专题研究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呈现出来，就是《文集》第6卷《陈垣研究丛稿》。通览《文集》第6卷29篇论文，整体上把陈垣研究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为发掘陈垣学的当代价值，作出了极大贡献。

张老师对陈垣学的赤诚追随，主要体现在他对陈垣历史研究成果的高度评价、对陈垣历史研究方法的高度认同、对陈垣历史研究选题的传承创新。

宗教史研究是陈垣学的重要领域。陈垣被誉为中国宗教史研究的开拓者，其研究领域包括元也里可温教、开封一赐乐业教、火祆教、摩尼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道教等。

陈垣对佛教史研究的成果在他的宗教史研究中占的比重很大，据《陈垣全集》统计，除《释氏疑年录》《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四部专著外，还有15篇著名论文。

张老师的《陈垣对外来宗教史研究的贡献》一文，将陈垣对外来宗教史研究的主要贡献，进行了高屋建瓴的总结：

（1）厘清了外来宗教（包括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在中国流传的若干史实。

（2）提出研究外来宗教史的几个基本观点：宗教信仰自由，宗教各派平等等；倡导比较宗教研究；外来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外来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注重搜集教外典籍研究外来宗教史。

（3）《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为研究外来宗教史提供了中西回历法转换的可靠工具。

（4）对外来宗教史籍的整理与校订作出了重要贡献。《陈垣与中国佛教史研究的现代转型——运用王国维创立的“新历史考证学”方法研究中国佛教史》一文，敏锐地指出，陈垣的中国佛教史研究，是运用“新历史考证法”的典范。“新历史考证学”方法的创立，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张老师通过分析陈垣对山西云冈石窟寺的研究、对《大唐西域记》的研究、关于《四十二章经》译撰时代的讨论、清初宫廷与禅宗史的研究，认为这些研究是陈垣运用“新历史考证学”方法研究佛教史的典范，从而确立他在中国佛教史研究从传统走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地位。

张老师十分注重对陈垣史学研究方法的学习与总结。《元西域人华化考》是学界公认的史学经典。2008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陈智超编著的《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创作历程——用稿本说话》一书。

张老师认为此书很重要，特撰写评介文章予以推荐介绍。历史学家的一部经典著作是怎样创作出来的？阐述这个问题，对学术界是很重要的。到目前为止，阐述一部文学作品的产生过程的著作不少，但用充分的资料说明一部历史经典作品的创作过程，这部《创作历程》恐怕是唯一的一部。

在计算机时代，许多学者写作论文，创作专著都在电脑上操作，修改也在电脑上进行。最后出来的是一部可以出版的成果，根本看不到作者的思维和修改过程。

这部《创作历程》记录了陈垣从确定选题和题目到搜集资料、考证资料、拟定提纲、连缀成文、请朋友批评指正、反复修改、译成英文等过程，从中看出创作一部精神产品的艰辛，看出学术经典产生的全过程，悟出历史研究的方法。这充分显示出它的历史价值和学术意义。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出版陈智超编注的《陈垣史源学杂文》（增订本），字数增加到10万字，除增加八篇有关史源学的短文之外，还增加了许多内容，如每篇范文之后，摘录选作教材的各文的相关段落，以便读者对照阅读；附录陈垣有关史源学及“史源学实习”课的若干论述；陈垣讲授“史源学实习”课的教学资料，包括课程说明、教材介绍、教学日记、试题、学生作业情况记录、作业批改等；附载本书出版以来有关评介文章的目录等等。使我们对陈垣“史源学实习”课有一个比较全面地了解和认识。

张老师对陈垣创设的“史源学实习”课程高度认同，撰文认为，该书对我们学习和理解陈垣所写的“史源学”范文提供了帮助，论述陈垣与“新史学”的关系，说明陈垣是“新史学”的倡导者、实践者，在近代史学转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史源学实习”课是陈垣对乾嘉以来治史经验的概括和发展，他把考证的具体做法，通过此课教给学生，这是陈垣“不吝金针度与人”的高贵品格。

张老师在对陈垣史学研究课题的传承与创新方面，不遗余力，成绩斐然。

1933年6月，陈垣曾发表题为《陈白沙画像与天主教士》的二三千字的论文。该文字数虽少，但关涉清初中西文化交流中许多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清初西洋画家郎世宁家喻户晓，而另一位重要的西洋画家马国贤却因种种原因被人遗忘。

张老师在陈垣此文的基础上，撰写《清初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天主教士马国贤——读陈垣〈陈白沙画像与天主教士〉一文的启示》，长达2万多字。对马国贤来华及受康熙皇帝恩宠、马国贤的绘画水平及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贡献、马国贤创办中国学院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梳理和探讨，进而论证马国贤在清初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贡献，把该问题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瞿式耜为南明历史重要人物，拥立桂王，留守桂林。清兵攻陷桂林，不屈而死。有记载瞿式耜信奉天主教，陈垣研究中国基督教史时注意到这个人物，并留存有一封札记遗墨。陈垣嫡孙陈智超将此珍贵遗墨赠予张老师。

张老师依据这封遗墨，写出了长达5万字的长篇论文《南明重臣瞿式耜——读陈垣一幅珍贵遗墨》，对瞿式耜及其家族历史进行了系统梳理，在吸收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瞿式耜家族历史、瞿式耜二伯父汝夔与利玛窦的密切关系、瞿式耜伯父汝稷的从政业绩及其奉佛问题、对瞿式耜坚持民族气节为中华民族树立浩然正气、瞿式耜奉天主教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论述与辨析，将瞿式耜研究推进了一大步。

2009年23册、近一千万字的《陈垣全集》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张老师很快写出了一篇高质量的书评，将《陈垣全集》称之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座丰碑，并从四个方面来阐述和论证：

其一，陈垣在中国近代实证史学中有许多重要建树；

其二，陈垣把史学“通史以致用”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其三，陈垣对历史文献学的贡献可示来者以轨则；

其四，陈垣的治史方法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并将陈垣的治史方法归纳为一下八点：

（1）选择研究课题要有学术前沿意识，具有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

（2）治学从目录学入手；

（3）搜集材料要“竭泽而渔”；

（4）对清学谙熟，多学科综合运用的考证方法；

（5）从前人著作中学习治史方法；

（6）讲究著作体例；

（7）“连缀成文”，文字要严谨简洁明了，深入浅出，以理服人；

（8）著作完成后请人指摘，反复修改，精益求精。

作为陈垣学的研究者和追随者，张先生已然成为陈垣忠实而赤诚的“粉丝”。

他仰慕陈垣的学术成就，甚至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慕援庐”“景圆斋”（陈垣字援庵，又字圆庵），以此来表达他对陈垣先生的景仰和倾慕之情。

他在陈垣研究过程中，也与他早年中国科学院历史所同事、陈垣嫡孙陈智超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切磋陈垣新学，张先生与陈智超二人常常书信往返，电话不断，堪称学林佳话。他邀请陈智超为《文集》作序，绝非偶然。

二、励耘精神的积极传承者

张荣芳先生是励耘精神的积极传承者。“励耘”二字深受陈垣先生的青睐，二字原是陈垣先生父亲的号，被陈垣先生用作自己书斋“励耘书屋”的名字。

陈垣先生最早出版的用木板刻印的8部专著就命名为《励耘书屋丛刻》。辛勤耕耘、笔耕不辍正是陈垣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

正如张先生在《“纪念陈垣先生诞生13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中所云：“陈垣是一代史学宗师、杰出的教育家、炽热的爱国者，是一位世界级的学者。我们要世世代代纪念他。纪念他就要：学习和继承他矢志不渝、崇尚科学和追求真理的崇高精神、为学术事业而奋斗不息的人格魅力；学习和继承他忠于教育事业、为国家培养大批栋梁人才而孜孜不倦的奉献精神；学习和继承他与时俱进、一生精忠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让陈垣先生的励耘精神世代传承。”

在我看来，所谓励耘精神，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精忠报国、矢志不渝的爱国主义精神；

二是追求真理、崇尚科学的求实精神；

三是勤奋敬业、为国育才的奉献精神。

张荣芳先生在励耘精神的传承、研究、弘扬、践行方面，身体力行，不遗余力。成绩斐然，令人折服。

爱国思想贯穿陈垣的一生，也是励耘精神的核心内容之一。张老师曾撰有一篇名为《爱国史学大师陈垣》的文章，对陈垣爱国思想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

陈垣青年时期是反帝反封建的热血青年。陈垣早年加入同盟会，1905年与革命画家、同盟会会员潘达微、高剑父、陈树人等创办《时事画报》，宣传民族主义、反帝反封建。

中年以后，面对中国百事不如人，对中国学问的研究也落后于欧洲、日本的局面，陈垣愤愤不平，他满怀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一片丹心，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呼吁“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

抗战时期，在日伪的淫威之下，担任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坚守民族气节，与敌伪周旋，学校坚持不悬日伪旗，不读奴化书，使学校成为北平抗日进步知识分子活动的据点。

解放后，陈垣的思想与时俱进，并于1959年，以79岁高龄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陈垣先生的入党，绝非紧跟形势的心血来潮，而是一位耄耋老人政治立场的最终选择，体现了他志愿做“红专老人”的政治追求。

张老师的另一篇学术论文《广东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创办人之一陈垣与鼠疫斗士伍连德——以1911年扑灭东北鼠疫和“奉天国际鼠疫会议”为中心》，以具体事例，对陈垣与伍连德的爱国主义思想进行了深入阐述。

伍连德（1879~1960），祖籍广东台山，生于马来西亚的槟城，1903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07年，他被时任清政府直隶总督袁世凯聘为天津陆军医学堂副监督（副校长），举家归国。1910年，我国东北爆发震惊世界的鼠疫，伍连德被任命为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代表。经过4个月的艰苦工作，成功扑灭了鼠疫，创造了世界防疫史上的奇迹，伍连德也因此名扬天下。鉴于东三省鼠疫很快得到控制，清政府外务部所邀请的、正在陆续来华的各国专家已经派不上用场。有人建议利用此机会，在奉天举行国际鼠疫会议，借以宣扬大清国威，被清廷采纳。

1911年4月3日至28日，清政府在奉天举行“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有11国数十位医生、专家参会。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国际肺鼠疫会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际科学会议。会议形成的《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在世界医学史上和中国科技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广东光华医社9人应邀参会。陈垣因有他事，不能参会。他根据友人函告、报纸、新闻等资料，编纂成《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一书，由广州光华医社发行，并在上海《中西医学报》连续八期刊载，不啻是一部为中国争主权、争医权、弘扬爱国精神的真实记录。

追求真理、崇尚科学的求实精神是励耘精神的又一核心。

2013年，陈智超著《殊途同归——励耘三代学谱》一书，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作者用真挚的感情、通俗精炼的文字，把陈垣、陈乐素、陈智超励耘三代史学传承的有趣故事，深入浅出地娓娓道来，对青少年读者有励志作用，也为文史专业工作者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许多新的资料。全书分19目，“祖”13目，“父”和“我”各3目。

张老师撰文认为，该书是一部思想深刻、内容真实、形式完美的可以信赖的信史，可谓一部经典性的传记作品，是陈智超长期整理研究陈垣和陈乐素遗著的结晶之一。陈氏三代治史卓然成家，可以说是百年中国学术史的奇迹。

我们从《殊途同归》中，看出创造这种奇迹的原因，除了大的社会学术背景之外，主要是从幼年开始受文史知识的熏陶、科学方法及高度的历史责任感的培养。

《殊途同归》的出版是史学界的盛事，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对“史学无用”“史学危机”的论调是一个正面的回应。对传承弘扬励耘精神，作出了贡献。

2012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陈智超编《陈乐素史学文存》70万字。

张老师撰文认为，《文存》是陈乐素继承励耘史学的真实记录。陈垣史学的精髓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与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完美结合，把中国传统史学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陈乐素的《徐梦莘考》和《〈三朝北盟会编〉考》奠定了陈乐素在宋史学界的地位，是20世纪中国宋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

“两考”是陈乐素实践陈垣求真与致用史学的又一个实例。在治学方法上，从《文存》中可以看出陈乐素的治史方法渊源于陈垣。《文存》的出版是广东史学界的盛事，是弘扬励耘史学的举措，也是对当前“史学无用”论的正面回应。

勤奋敬业、为国育才的奉献精神也是励耘精神的核心内容之一。

张老师的《商务印书馆新出陈垣学术著作发微》一文，对商务印书馆出版陈垣的《中国史学名著评论》《史源学实习》《清代史学考证法》以及陈垣的学术传人柴德赓的《清代学术讲义》等著作，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发掘，指出这些著作是根据陈垣、柴德赓的课程说明、讲稿、讲义、教学日记、札记及听课学生来新夏、李瑚等的听课笔记整理而成，堪称中国现代优秀的史学遗产。它们的出版凸显了抢救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时代感、紧迫感；同时，对弘扬尊师重教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和学术传承精神有重要意义；也是对当下浮躁学风下的一剂猛药……通过这几种书，看到陈垣、柴德赓、来新夏、李瑚、刘家和等学术传承的清晰脉络。陈垣通过言传身教，影响陈乐素的学术道路，这些影响主要反映在学术思想的传承、治学方法的传授和教书育人的教诲。

张老师的《陈垣教授与陈乐素的学术传承——读陈垣致陈乐素书信》一文，指出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陈智超编注的《陈垣来往书信集》收录又陈垣与陈乐素往来书信104通，主要是陈垣致陈乐素的书信。

这104通书信，没有一封不是与学术问题有关的。读完这些书信，对为什么父子两代都能成为著名史学家、教育家的道理有所觉悟。这些书信充分反映了陈垣对陈乐素学术道路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反映在学术思想的传承、治学方法的传授和教书育人的教诲。陈垣的教育把陈乐素塑造成“一位笃实严谨的学者，严肃认真的老师，敦厚淳朴的长者”的形象。对我们今天有很大的教育意义。

陈垣是举世公认的杰出教育家。勤奋敬业、为国育才的励耘精神，与新时代所倡导的教育家精神是高度契合的。在倡导弘扬教育家精神的今天，励耘精神的弘扬与传承，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励耘精神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毋庸置疑。为了传承和弘扬励耘精神，北师大曾多次举办纪念陈垣的学术研讨会。在2020年的陈垣诞生14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时任北师大校长董奇指出，北师大历史学科要进一步继承和弘扬陈垣老校长珍贵的学术遗产和精神品格，积极回应和服务国家重大理论和现实需要，力争在创建中国特色历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贡献北师大历史学科的力量。

三、岭南文化的忠实守护者

张荣芳先生是岭南文化的忠实守护者。纵览9卷《文集》，与岭南文化相关的研究成果几乎占据《文集》的“半壁江山”。9卷《文集》之中，有2卷的书名中均有“岭南文化”的字样。

《文集》第2卷以《秦汉史与岭南文化论稿》命名，是张先生继《秦汉史论集（外三篇）》之后的第2本论文集。《文集》第2卷的命名，张先生解释道：“今天，中国学术界倡导中国地域文化研究。而对岭南文化的研究，在广东亦方兴未艾。我生活于斯，也比较关注岭南历史上发生的事和对岭南做过重要贡献的人以及反映岭南的书。本书收入的有关于岭南文化的论文，便是我近10年来写的有关岭南的事、人、书的评论。”

我本人在张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受张先生影响，也对岭南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最终以两汉岭南与西南地区对外文化交往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并有幸与张先生合作撰写了《汉代徐闻与海上交通》《两汉时期的雷州半岛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等学术论文，博士毕业以后，又参与张老师领衔的“西汉南越王墓多元文化研究”课题，承蒙教诲，受益匪浅。

正如《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者按语所言：“张荣芳先生是当代著名的秦汉史研究专家，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和秦汉区域史研究，特别是在南越国史与古代岭南文化研究园地耕耘数十载，成果卓著，影响深远。”

鉴于张先生在中国古代史和岭南文化领域的突出贡献，2020年，《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曾特约请张荣芳先生回顾个人的学思历程，总结秦汉时期河西地区史与岭南地区史的研究心得。

9卷《文集》中，关于陈垣研究的第5、6卷，许多内容也可以纳入岭南文化研究的范畴。2010年11月，在张荣芳先生的策划、倡导、主持下，中山大学与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联合举办了“纪念陈垣先生诞生13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了《陈垣与岭南——纪念陈垣先生诞生1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研讨会论文集以《陈垣与岭南》命名，既凸显出研讨会的亮点和特色，也彰显出以张先生为代表的岭南学人对陈垣的景仰。

书名“定名为‘陈垣与岭南’有两层意思：一是陈垣为广东新会人，33岁以前，生活工作在岭南。清末民初岭南的学术环境和社会风气对陈垣一生的学术成就和民族气节、家国情怀有深刻影响。陈垣在许多著作中都署名‘新会陈垣’，在一些忆乡诗中表达了他对岭南生活的怀恋。‘陈垣与岭南’既表达了陈垣与岭南的渊源关系，也承载着岭南学人对陈垣的景仰。

二是此书有相当多的内容是探讨陈垣与岭南关系的，这也是这次会议的特色之一。”

陈垣对养育他成长的岭南大地一往情深。陈垣巨大的学术成就的取得，与滋养他成长的岭南文化密不可分。在发掘陈垣与岭南的关系方面，《文集》作出了独特的贡献。纵览《文集》卷6所收录的29篇陈垣研究论文，绝大多数文章都与岭南文化有关。

深入发掘整理研究陈垣与冼玉清、岑仲勉、容庚、容肇祖、昆弟等岭南学人的学术交往，是张老师对陈垣研究的一大贡献，也是他对守护弘扬岭南文化的一大贡献。

冼玉清教授是岭南杰出的女诗人、学者、书画家、文献专家和文物鉴藏家。她比陈垣小15岁，是陈垣的学生辈。在三十多年的交往中，陈垣给冼玉清不小的影响。

冼玉清所著《广东释道著述考》的体例是仿陈垣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从中可以看到陈垣著述风格及治学精神的影子。

冼玉清与史学“二陈”都有很深的交往与交谊。特别是晚年，他们之间的交谊可以说是知识分子交谊的一种典范。冼玉清研究广东佛教、道教文献，常向陈垣请教。其所著《广东释道著述考》倾注了冼玉清晚年的心血，收入陈垣著述17种，对陈垣的著作给予很高的评价。她搜集广东文献的活动，得到陈垣的大力支持。

张老师认为，他们交谊的第一个思想基础，是他们都具有崇高的爱国思想和坚贞的民族气节。第二个思想基础，是他们共同的文化史观，他们对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有着执着的爱、执着的追求。

岑仲勉（1886—1961），广东顺德人，著名历史学家。他与陈垣这两位广东老乡，都非科班出身，靠自学成才，成为著名史学家。他们相交20多年，但从未晤面，他们的交情是淡泊名利的君子之交，难能可贵。他们的学术交谊是学术界的一段佳话。

1937年，岑仲勉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陈垣起了很大的作用。陈垣对岑仲勉的提携，还表现在岑仲勉著作的发表上。

岑仲勉的学术名著《元和姓纂四校记》被称之为与陈垣《校勘学释例》齐名的经典之作。陈垣为岑仲勉这部著作的撰写，提供了大量图书资料，并解答了岑仲勉提出的许多疑难问题。两位学术前辈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他们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为追求真理而孜孜不倦地奋斗精神，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弘扬。

陈垣是广东东莞籍著名学者容庚、容肇祖兄弟的老师。他们虽然研究领域各异，但有许多共同之处，值得我们学习、研究和借鉴。

三位学术大师给我们留下两笔宝贵的文化遗产：一是他们的学术作品，二是他们之间真挚、纯朴的师生情感以及爱国情怀、经世致用的思想、锲而不舍的学术精神。这两笔文化遗产，对我们今天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都有重要意义。

陈垣的学术研究受到岭南文化的深刻影响。晚清担任两广总督的阮元、岭南大儒陈澧、吴荣光等人的学术旨趣和研究方法，为陈垣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参考。这方面，张老师有系统深入的探讨。《晚清岭南汉学学风的形成与陈垣的学术渊源》一文系统论述了陈垣的学术渊源。

阮元创办学海堂，一改岭南的学风，使之由明代以来的心性、帖括之学变为考据训诂之汉学；岭南汉学学风的形成的标志是出现了陈东塾（陈澧）之学及东塾学派。这是陈垣的学术渊源之一。

1962年，陈垣挚友、古文献与文物专家尹炎武曾致函陈垣，附赠八首绝句。

其一云：“珠江学海肇义真（征），粤秀承风更绝尘。今日代兴起新会，不知面广几由旬？（陈东塾学出义真而精纯过之。先生实承其术，面复加广。）”

义真（征）指两广总督阮元。“粤秀承风更绝尘”是指陈澧出任越秀山南麓的的菊坡精舍山长十年，教学仿学海堂。

这首诗作和自注画龙点睛地道出了陈垣的学术渊源于阮元在广州创办的学海堂和陈澧任山长的菊坡精舍。阮元——陈澧——陈垣的学术一脉相承。

《陈垣与南海吴荣光著〈历代名人年谱〉》一文系统论述了吴荣光对陈垣学术研究的影响。

吴荣光（1773-1843），清朝广东佛山人，27岁进士及第，后官至贵州、湖南巡抚，是著名鉴藏家、金石学家，与同时代阮元、翁方纲、刘墉等交游密切，著有《历代名人年谱》等著作十余种。

《历代名人年谱》，全书搜集共3525人，按年记载内容，每年分干支、纪年、时事、生卒四项，是一部了解中国古代历史、历朝治乱兴衰以及名人生平事迹的实用工具书。受到学界重视，一版再版，广为流传。

陈垣先生十分重视此书，并进行了校注，校注本更名为《中国古代名人生卒·历史大事年谱》，2002年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陈垣校注本的校注工作内容主要有三项：

其一，把干支纪年转换成西历；

其二，全书增加175条注释；

其三，175条注中，特别注意重要释氏的生卒年月。

陈垣曾编纂《释氏疑年录》，参考的700余种典籍中就有《历代名人年谱》。陈垣校注《历代名人年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虞云国先生在评价吕思勉史学的当代意义时曾经说道：“无论对希望了解中国历史的普通读者，还是对有志中国史学的年青学子，吕思勉史学不仅提供了最可信任的入门读物，而且指示了最可仿效的路径方法，在当代依旧葆有充满活力的实用价值。”在我看来，这段话用来评价同为“史学四大家”的陈垣史学的当代价值，仍然十分适用。

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陈垣先生的家乡广东，张荣芳先生创立了陈垣学研究的第三镇，连接起了南北史学交流的大动脉，并促进了陈垣学向全国的传播和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创新。

作为他的弟子，我倍感荣幸，也感谢中山大学出版社在发掘、研究、弘扬陈垣史学的当代价值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

（该文原文曾发表于《岭南文史》2024年第5期股票杠杆在哪里。这里作者又作了少许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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